婚姻登记后身份不明或下落不明不影响民事立案和审判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认为民事程序不能解决婚姻登记效力纠纷。比如，婚姻法解释三新闻发布稿和时任最高法民一庭庭长杜万华 “答记者问”以及吴晓芳法官均认为：程序瑕疵婚姻效力不属于民事审查范围。[1]恰恰相反，行政程序无法对婚姻效力进行正确判断，民事程序才是判断婚姻效力的有效途径。对此，我在《反婚姻诉讼法分裂法》一文有论述。[2]除此之外，还有一大误区需要澄清：即认为婚姻当事人一方身份不明或下落不明的案件，无法通过民事程序解决；[3]因而，实践中，对于使用虚假身份结婚，当事人提出离婚或在民事诉讼中请求确认婚姻效力时，法院一般都不予受理，或受理后裁定驳回起诉或动员撤诉。 　　如武汉市新洲区的鲁某某与林红胜未婚先孕，但鲁某某未达到法定婚龄。2003年鲁某某与林红胜商定伪造鲁某某虚假户口，以“鲁仙丽”的名义与林红胜登记结婚。婚后因家庭矛盾，鲁某某离家出走。2012年5月林红胜到新洲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法官审理后则认为，“鲁仙丽”是个不存在的“空气人”，没有明确被告，法院无法受理和判决离婚，最后林红胜撤诉。[4]对于使用虚假身份结婚，或者一方下落的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往往以没有“没有明确的被告”等理由，拒绝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 　　一方身份不明或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影响民事立案和审判 　　其一，姓名不等于身份与，身份不明不等于“虚拟人”或 “空气人”。首先应当明确身份与姓名的关系。姓名并不等于身份，姓名是一个人的身份代号，特定的姓名可以代表特定身份的人。但姓名又不完全等同一个特定身份的人，姓名只是附着于身份人上的一个特殊的代号或标志。一个特定的身份人并不完全由单一的姓名构成，而要由他的外貌（五官、身材等）、血液、生产父母、出生年月日（或出生证明）、档案资料、姓名等多种要素构成。姓名并不是决定一个人身份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一个特定身份的人，在出生时就决定了他的原始身份，之后即使变更自己的姓名或者假借他人的姓名或身份，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基本身份。一个犯罪分子不论怎样改名换姓，甚至整容，都无法改变和否认他最原始的身份，公安机关仍然要依法对其抓捕打击。这就是姓名不能改变身份、姓名不能等同身份的原因。因而，身份不明或使用虚假姓名结婚者并不是一个“虚拟人”，他仍然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只是这个人使用的身份信息虚假而已。 　　其二，“被告身份不明”不等于“没有明确的被告”。认为“被告身份不明”属于“没有明确的被告”，这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没有明确的被告”与“被告身份不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明确的被告”，就是没有特定的诉讼主体，没有审判对象。而“被告身份不明”，则是“有明确的被告”，只是被告的身份信息不甚明确。这不仅在民事诉讼应当如此理解，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许多身份不明的犯罪者也同样作为刑事被告定罪判刑。如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无名氏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自己的真实姓名，法院依法判决“无名氏甲”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5] 　　在婚姻案件诉讼中，当事人针对婚姻登记中的另一方起诉，其对象具有特定性和明确性，不论其具体身份是否明确，均不属于“没有明确的被告”，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 　　其三、法律并不要求被告的地址等身份必须明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条规定，只要“有明确的被告”即可，并不要求被告身份准确、地址明确。“有明确的被告”，而无法查明当事人真实身份或下落者，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受理和审理。 　　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的案件，原告提供了双方婚姻登记事实或相关证据，经法院核实双方确实进行了婚姻登记，法院应当认定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的人为一方婚姻当事人。因而，婚姻案件都“有明确的被告”。至于被告的真实姓名或具体地址不明，只是被告身份的部分要素或情资不清，而不是没有明确的被告。原告起诉的就是婚姻登记的另一方当事人，应当认定有明确的被告。 　　其四，“被告身份不明”，不影响民事立案或送达。一是可以立案后公告送达。即可以将身份不明人作为当事人，采取公告送达。公告送达是民事诉讼常用的送达方式，对“被告身份不明”案件，依法立案并公告送达有其充分的法律根据。二是行政诉讼对下落不明者也只能公告送达，民事诉讼有何不可？民事诉讼设立公告送达的意义何在？ 　　其五，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对于身份不明或下落不明的审理方法并无本质区别。在行政诉讼中，无法查明其真实身份时，也只能将婚姻登记中所登记的虚假身份人作为当事人，判决撤销婚姻登记也同样只能以婚姻登记中的虚假身份当事人作为撤销对象。这在民事诉讼种同样适用，而且在民事诉讼中更具灵活性和优越性。因为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将身份确认与婚姻效力确认同时解决，并可将子女财产问题合并审理。比如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一具体人与婚姻登记中的虚假身份是否同一人，或者是否由其使用虚假身份登记发生争议时，法院可以首先对婚姻登记身份加以确认，然后再确认婚姻的效力。对于身份明确或下落不明的婚姻案件，能够查明身份的，在民事判决书中加以确认，并以其所查明的真实身份作为最后判决认定的当事人。 　　如前面介绍的武汉市新洲区的鲁某某与林红胜案件，鲁某某以“鲁仙丽”的名义与林红胜登记结婚的事实非常清楚。法院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认定“鲁仙丽”的真实身份就是鲁某某，以鲁某某作为婚姻当事人。在确认当事人身份之后，再对鲁某某与林红胜的婚姻效力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判决。因而，法院将鲁某某作为“空气人”，其思维显然有问题。实践中，大量兄弟或姐妹之间冒用身份结婚，真实身份都是清楚的，都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加以确认，并解决婚姻效力问题。 　　对于不能查明真实身份的，则直接以婚姻登记所记载的身份作为当事人。如1997年，家住梁湖镇的老章大龄未婚，经人介绍与云南女子王天荣认识，同年登记结婚。由于老章婚前已去过王家，就没有细究王天荣的身份。婚后两人倒也相安无事。直到2004年，王天荣突然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2011年3月底在办理离婚手续时，却被告知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亨地乡长松林村并无王天荣此人，公安网上也无王天荣人口信息。生活了14年的“王天荣”其实并不真实存在，老章多次诉讼离婚未果，无法解除婚姻关系。走投无路的他在律师的建议下，决定尝试用行政诉讼的方式撤销两人的婚姻登记行为。[6]实际上，本案行政诉讼面临超诉讼期限风险等，通过民事程序完全可以解决。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无法查明王天荣的真实身份，可以在判决事实中予以说明，并将婚姻登记记载的王天荣身份作为当事人。因而，本案可以直接以王天荣作为诉讼当事人，然后处理实体问题。 　　总之，无论是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在审理过程中能够查明和确认真实身份者，则认定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无法查明其真实身份时，都只能以结婚登记上的姓名作为当事人。由于身份错误婚姻案件实体处理十分复杂，在此不作深入研究。总的原则是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既可以认定婚姻成立有效，也可以认定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不能一刀切。